甘荣坤的贪腐,在海关系统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当时负责基建工程的他常与建筑行业的老板们一起吃喝玩乐,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嗜赌成瘾,这也成了老板们“绑定”他的绳索。
2002年到2018年,甘荣坤在商人老板陪同下,以多种方式赌博,在最疯狂的阶段,他通过与境外赌场连线玩百家乐、网上下注赌球以及“斗地主”等方式连续赌博,欠下巨额赌债,除找老板代付外,甚至不得不将受贿的一套房子卖掉还债。在因公出国出境期间,他多次偷偷跑到当地赌场大肆赌博,输了老板买单,赢了自己拿走,输赢数额累计上千万元。
党的十八大后,甘荣坤仍然刹不住贪腐的“惯性”。他在湖北、黑龙江、河南等地任职期间,为多名老板在案件处理、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多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甘荣坤在担任黑龙江、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违规插手干预案件,以案谋私。一方面私下打招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程序中夹带私货。
一位刘姓商人,认识甘荣坤后还没请他办事,先“豪爽”地送上了一千万元。不久后,刘姓商人告诉甘荣坤,自己侄子在洛阳被公安机关拘留,希望他帮忙捞人。甘荣坤知道,干预刑事案件影响格外恶劣,心里并不太情愿。尽管他想要推托,刘老板还是当场拨通了时任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电话,递到了他手里。
河南省洛阳市政法委原书记娄会峰:那个老板直接打给我的,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娄书记,甘书记和你讲话。甘荣坤说,你能不能协调一下,人放了,很直接。
娄会峰把招呼一级级打下去,刘老板的侄子第二天就被违规释放。
越到后期,甘荣坤越来越用权任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本省到外省,从政法系统到其他系统,甘荣坤帮老板打招呼谋利的范围越来越广,收的财物也越来越多,到落马时,已收受财物1.66亿余元。
甘荣坤自以为手法隐蔽,然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陆续从多方面收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线索,经过分析找准了突破口。甘荣坤成为了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干部,此后又有多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相继被查。
明目张胆收钱索贿 这个拆迁所所长将权力用到“极致”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近几年县城建设高速发展,有不少老旧城区、棚户区陆续搬迁改造。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的所长王红卫,副所长张松、马成齐,档案管理员端晓伟等四人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四人当中,拆迁六所原所长王红卫情节最为严重。从2016年担任所长以来,他收受近80人的好处,总金额达260多万元。
拆迁所所长看似是个小官,但权力变现的空间却着实不小。王红卫权钱交易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违规分户、违规更名、虚增面积、将违建算成合法面积、多算装潢附属物补偿等。他不仅接受请托收钱,还主动开口索贿。
王红卫根据办事大小,明目张胆收钱,从几千块到十来万不等,还收受大量礼品,烟酒茶、土特产、服装、购物卡,一概来者不拒。对群众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他同样吃拿卡要,将手中权力用到了极致,让一些群众深感愤怒。
拆迁六所出现腐败窝案,王红卫作为“一把手”,不仅带头贪腐,还带坏了下属。两名副所长中,张松在王红卫治下深感如鱼得水,几年下来收受财物上百万元。马成齐则有所不同,起初并不想越界。到2019年,马成齐经不住诱惑开始收受财物,堤坝一旦开了口子,就一溃千里,最终他受贿金额超过50万元。
档案管理员端晓伟则是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拆迁六所工作。一到单位,王红卫就布置他改档案、做手脚,刚出校门的端晓伟心情十分复杂。王红卫布置端晓伟违规办事的时候,也主动会分给他好处费,不断给他灌输贪腐经。时间一长,端晓伟也渐渐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开始和王红卫同流合污。
2021年6月,王红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其余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纪法处理。泗县纪委监委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县财政局、审计局共发出四份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在全县公布该案的查处情况,推动纠正征地拆迁领域的歪风邪气。
为借新债不断“围猎”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涉案人员达168名
近年来,一场地方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震动山西,最终有1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其中,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12人,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的8人。这场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的启动,源于不法企业“德御系”引发的金融风险事件。
“德御系”的实际控制人是田文军,旗下的少量实体产业实质上只是幌子,真正的逐利模式,就是违规从金融机构套出钱来,再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多年来,“德御系”从山西省多家农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融资贷款达两千多亿元。2017年,“德御系”长期违规圈钱被戳破,资金链断裂,带来地方重大金融风险积聚。
造假是“德御系”的一大法宝,它设有一个所谓的技术处,这里炮制的假公章就有上千枚,从这里查获的伪造文书材料竟重达十几吨。与造假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围猎。当银行主要负责人已经成了被金钱俘获的猎物,自然就不会去捅破“德御系”虚假的“窗户纸”。
2017年,省联社开发了一套资金运营管理系统,要求全省资金业务流转、审批都必须通过该系统办理。大数额、高风险业务必须经省级把关。“德御系”的一些违规业务,是无法通过系统关口的,于是,他们把手握该系统闸门主管权的史琴芬锁定为又一个围猎目标。
山西省联社资金营运中心原主任史琴芬:田文军他就说起来,孩子毕业了吗?找到工作了没?我说还没,他说去我上市公司去工作去吧,他说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引进人才,会有一些解决北京户口的这个名额,我说那就先去你那,去他那确实给孩子解决了户口。
史琴芬“投桃报李”,为田文军打开了系统的后门。经她批准,开放系统端口,改写业务数据,帮助“德御系”关联企业完成续作和新增资金业务71笔,金额高达264亿余元,造成债务违约金额达68亿余元。
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德御系”违规融资导致金融风险积累的重灾区,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就是典型。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首明先后收受田文军贿赂600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建涛更是田文军培植的代理人。
2016年,时任副行长的赵建涛准备竞聘行长,提出需要花钱“打点”,田文军当即表示鼎力支持。各遂心愿的李首明和赵建涛,共同为田文军打开了资金的闸门,先后为“德御系”关联企业累计违规融资上百亿元。
专案组历时15个月,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查处涉案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所得总金额达27.89亿元,追缴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共计76.73亿元。
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诫我们,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反腐败容不得任何松懈。同腐败的较量就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绝不能退,只能赢、绝不能输,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嗜赌成瘾、干预司法!甘荣坤腐败细节披露
明目张胆收钱索贿 这个拆迁所所长将权力用到“极致”
为借新债不断“围猎”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涉案人员达168名......
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